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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客家民居的移民文化特征
      民居建筑是构成一个地方历史文化底蕴的重要因素，又被称为“石头的史书”。在中华建筑文化的艺术宝藏中，客家民居是富有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北京的“四合院”、陕西的“窑洞”、广西的“干兰式”建筑及云南的“一颗印”被并称为中国五大民居。深圳作为典型的移民城市，其客家民居建筑具有明显的移民文化特征，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据史料记载，深圳的客家人大部分是中原南迁移民的后裔，其最早的居住历史可追溯到宋末元初，然而深圳客家的大部分移民主要是由于清初“迁海复界”而从赣、闽、粤等地成批迁入的，这次迁徙被称为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在深圳本土的原住民中，客家人占了60%，其余大都为广府语系人。长期的迁徙与拓展，促进了深圳客家先民与当地原住民的融合，推动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深圳客家民居就是这部移民创业史的缩影。
      深圳的客家民居坐落在龙岗、宝安、罗湖等区，而又主要集中在龙岗区。龙岗区目前发现的100余座客家民居，大都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兴建。这里的客家民居被称为“客家围”，以区分于“广府围”和介乎客家、广府之间的“三合院”。其中位于龙岗镇的“鹤湖新居”，由罗氏开基祖罗瑞凤始建于清乾隆中期，落成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历三代数十年建成。占地近2.5公顷，共有居住单位179个，房屋数百间。其屋宇、厅、堂、房、井、廊院的布局错落有致，像座迷宫。有“九天十八井，十阁走马廊”之称，是我国目前所见为数不多的大型客家民居建筑。其祖传堂联为：“瑞徵罗国、派衍豫章、湘水展模猷，历代英雄昭史册；凤止龙岗、谋成东莞、鹤湖兴厦宇，千秋勋业冠人寰。”罗氏地望豫章（今南昌市）、湘水（长沙），续迁广东宝安、龙岗、东莞。此堂联可谓“微型族谱”，寥寥数语，披露了罗氏族人辗转迁徙、开基创业的历程。在深圳客家民居中，此类高度浓缩宗族发展史的堂联比比皆是，展示出“以郡望自矜”的浓烈士族门第意识和移民文化的突出特征。
      刘佐泉在《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曾指出：客家文化“既不同于半封闭的、半凝固式的大陆文化，又异于展拓性、流动性的海洋文化，既不是那种为中原农耕定居的、以‘重本抑末’（重农抑商）为特征的农业社会文化，也不完全是以商业经济为主的工商文化”。对于客家文化而言，更多的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形态，而深圳客家文化则尤偏重于后者。
      深圳濒临南海，与国内“逢山必住客，无客不住山”的其它客家地区相比，处于一个“边缘”地带。作为客家民系大本营唯一的一个“入海口”，由于受海洋文化影响，深圳的客家先民在生产方式上与地处封闭山区的客家人有所不同，他们不仅仅限于一己之宗族而固守传统之程式，而是致力探求一种更好的生活、生产方式。除了耕田务农之外，他们还继承了客家人“心怀四方之志”、远涉海外开基创业的精神，从事渔业、采石、种养、商贸等行业，抛开了客家传统重文轻商的思想束缚，故具有商业头脑和开放意识。深圳民间流传不少客家先民经商致富的故事，均能说明这一问题。“鹤湖新居”的开基祖罗瑞凤即是一例，他原是一位收旧货的小商贩，移民深圳后勤俭持家而经商致富，进而精心营造“鹤湖新居”。到清代的道光年间，罗氏家族处于鼎盛时期，当时龙岗八成的商铺，全归罗氏族人所拥有。“鹤湖新居”以及清代崛起众多气势恢宏的客家民居，正是深圳客家先民勤劳开拓、创基立业的生动写照。
      深圳的客家围楼，其渊源于中原传统礼制府第式院落民居和庄园式坞堡的基本形制，是闽西客家土楼以及粤东兴梅地区客家围龙屋与“四点金”（带四角雕楼的围龙屋）的继承和发展，同时还吸收了岭南广府民居的优点。从现有资料看，与福建永定客家土楼和粤东梅州围龙屋有所不同，深圳客家民居更多是类似江西赣南客家地区的方形围屋（亦称之为“坞堡式围屋”，韩振飞的《赣南客家围屋源流考》称其源自汉晋时，中原非常盛行的地主豪强的庄园建筑）。它保留了兴梅地区客家民居的月池、禾坪、堂屋、横屋的传统，但却丢掉了后面半月形斜坡式的化胎，或将化胎变为长方形平面式的天街（如龙田世居），并进一步将其住房由单间改为“斗廊式”套间。如“鹤湖新居”，由内外两“围”环套而成。内围是标准的三堂四横式五凤楼形制，为典型的客家民居建筑式样；外围总体上还是客家围屋布局，但其内部居室却参照了广府民居的式样，围内的房子都是独立成套，组成一个小三合院，私密性较强。这种建筑布局构成了单门独户的小天地，而不像其他客家围屋，活动空间毫无隐私权可言。在以往的客家民居中，人们更多的是考虑大家族的利益，只片面地强调建造一个可以容纳整个家族“聚族于斯”的居所，而无顾小家庭的私密性需要。深圳客家围屋的设计无疑是为追求个体私密性而对广府民居的一种兼收并蓄。这种“封闭中的开放”，正是既重宗法礼仪又敢于在外创业的深圳客家先民的大胆创造，实为客家民居建筑的一大进步。
      从建筑文化角度看，深圳客家民居保留了客家人南迁之后聚族而居的特点，以及对自然环境和人文艺术的审美情趣。长期辗转流徙、认“他乡即故乡”的客家人，其特有的建筑结构既保持着防御者的心态，又表现出中原文化的优越感。比如殿堂式的建筑格局，是古代中原汉族府第风格的典型形式；讲究“风水”的观念，依恃山形脉络、坐落湾环回托，注重与周围环境和谐统一的建筑原则。同时又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痕迹。如祖堂在上，上下厅堂主次分明；中轴线贯穿整体，左右对称的布局十分明显，具有规模宏大、对称整齐、构建精巧，坚固耐用、防卫性高的特色，又如其后围呈半圆形式弧形，与前面月池遥相呼应，是典型的阴阳平衡、天圆地方的风水模式。这些不仅显示出它在实用、生存方面的价值，同时也展示出儒家文化所特有的家族制度和等级观念。众所周知，客家民居建筑的建筑风格与方位坐向都是大致相同的。但深圳客家民居却有别出心裁之处。如位于龙岗区坪山镇西南的“大万世居”（建于清乾隆年间），不但在建筑形制上别具一格，而且整个建筑群坐东面西，与一般传统建筑的南北朝向大相径庭。据考，这种形制在建筑史上亦属孤例，颇有研究价值。
      深圳因属近海地区，海风含有碱性，为防潮湿与风化，这里的客家民居建筑材料与构筑方式除保持中原土构方式之外，还采用三合土与砖结合和利用蚝灰的就地取材等方式，内部主体建筑则为砖木结构施以彩绘，其变异的部分体现了其濒海民居的特点。此外，传统客家民居中大门禾坪前边必有半月形的“月池”。深圳客家民居却有“创新”之处，如位于龙岗区坑梓镇的“龙田世居”（建于清道光年间），就将客家传统的“月池”（池塘）改建成广府式的“护城河”，对传统的客家民居作了不小的改动。在许多地区的客家祠堂中，都是只供奉祖先，不容其它神祗插足其中的。但深圳客家民居的祖堂所在地，既设祖宗神位，也在神座下供奉土地神，在厅堂侧供奉观音像，可见其已将原来占绝对优势的祖先崇拜与神灵崇拜并重，显示出深圳客家先民兼容并包的胸怀，这也是深圳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最近，笔者到龙岗区调查，发现龙岗区一些地方因有不同民系的居民杂处，而在民居建筑上也互相交融，颇具特色。如横岗镇荷坳村有一片颇具特色的古代民居群落——荷坳村大围。据了解，该村是陈氏族人自宋代末年从河南洛阳辗转迁徙来此开基立业，至今约有600年的历史。荷坳村陈氏开基祖陈康适乃宋朝盐官，为避免金兵之乱而被迫南迁。
      作为中原移民客家人的后裔，陈氏族人南迁后与当地原住民共处交融，逐步在语言、建筑方面都步入文化本土化的过程。陈氏族人现讲的是一种“本地话”（又称“畲话”），同时也会讲广府话和客家话。其民居尚难确定是何种建筑，既有中原余韵，又兼有客家、广府的特色，如房门讲究雕饰、门额大都雕有福建特色的“六福临门”（六条蝙蝠）的雕饰；而建筑材料则杂糅各地做法，既有生土夯筑，也有俗称“金包银”的砌法。又如大鹏镇所在的大鹏古城，也是客家民系与广府民系、潮汕民系的交汇点，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当地民居的特殊风格。从方言上看，“大鹏话”相似客家话与广府话的混合体；从建筑上看，大鹏城周围大都是客家村落，城内民居却杂有广府筒式民居等种种变体，堪称客家民居与广府民居的“合璧”。这些都是极具移民文化特色的地方建筑景观，其形成过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圳客家民居经过了一个顺应历史和时代而演变的漫长过程。时至今日，除上述谈及的客家围屋外，龙岗区现还存留着许多具有鲜明客家建筑风格的传统村落，如坪山镇马峦村等。这些客家村落多形成于本世纪20至40年代。由于家族结构分化及历史条件的变化，近代客家民居逐渐由大家族聚族而居的大型围屋向以小型家庭为核心的院落和堂屋形式演化。各家庭住宅围绕宗祠散布，并将围屋中的雕楼加以提炼和强化，形成重要组织要素的村落布局。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深圳客民的移民文化轨迹，它于传承中又不断主动地融合和吸收其他民系文化的菁华，它既保持客家文化“耕读”的传统，又弘扬海洋文化“重商”的精神，既保存固有的“宗族意识”，又兼顾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从而向世人展现了一部具有“开放”、“兼容”文化个性的深圳客家移民史，这也许就是地处滨海地区的深圳客家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客家文化的特色所在。
      作为中原文化与岭南本土文化融合的产物，深圳客家民居建筑中体现了大量移民族群的建筑文化特征。对深圳客家民居进行研究，可以涉及历史学、建筑学、考古学、地理风水学、民俗学等各种学科，尤其对客家移民文化史的研究，亦是一笔有待发掘且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我认为通过加强对传统客家民居的发掘与研究，对于揭示移民文化轨迹，延续地方传统文脉，弥补深圳历史“断层”，均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这不仅可以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促进南北建筑文化的比较研究，还可以开拓旅游文化资源，让这一人文景观为深圳这座现代化城市增添更多的文化内涵。
                                       （原载于《深圳特区报》199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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